2月13日，《中国科学报》头版刊登我校九三学社社员、社会学系主任贺雪峰团队的研究文章《七年千篇回乡记的社会学使命》，全文如下：
七年千篇回乡记的社会学使命
贺雪峰相信，乡村最终会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真正被振兴起来的新农村。“期待‘回乡记’可以一直做下去，那我们就可以从最微观的每个个体的感受上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2019年春节期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张雪霖、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雷望红和大多数在外工作学习的人一样，踏上了回乡的路途。一样的大包小裹，一样的归心似箭，唯一不同的是她们带着一项特殊的任务——写作“回乡记”。
“回乡记”，这个听上去带着诗意乡愁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似故乡”等感性的文学描述，但在它的发起者，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贺雪峰的预设中，“回乡记”的写作首先是培养学生以社会学研究者身份观察生活的一种方式，要从“旁观者”角度，理性发现农村社会的问题，并从专业思维出发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
这样的发现与思考，贺雪峰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坚持了整整7个年头。
一段“纵向”的区域观察
贺雪峰的研究方向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实践。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他发现目前大学在社会学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经典著作阅读量不够，“很多学生只是上上课，应付一下考试”。
究竟应该探索出一条怎样的社会学研究生培养路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贺雪峰脑海中。
“我们中心的培养模式可以说是‘两经一专’，‘两经’是经典和经验，‘一专’是专业化。”雷望红告诉《中国科学报》，贺雪峰在中心组织了读书会，要求研究生在硕士培养阶段拿出两年时间专门阅读130~150本社会科学经典著作。这样折算下来，硕士生们基本上每天要花10个小时泡在图书馆进行阅读，即使暑假也往往不能懈怠。
到了博士生阶段，贺雪峰要求学生们每年有1/3的时间驻村调查，“硕士要读书，博士要做调查，并且是常年累月做调查。3年博士培养中调查的时间要达到400天”。
这样一来，不管是硕士生、博士生还是年轻教师和博士后，在中心学习、研究的时间安排都较紧张。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贺雪峰发现只有一个时间段安排得不够紧凑，那就是春节。“我总不能让学生们春节不回家，那回家能不能也做点与研究相关的事呢？”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最基本也最经典的研究范式。对于乡村社会学者来说，“下乡调研”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中心的博士生和老师常年在全国各地乡村调研，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驻村20天。“但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往往不是重复的，去了之后一般就不再去了。”用贺雪峰的话说，这种研究方式是点状的，以地域作为维度，只能看到中国乡村在某个时间的一个截面。
调研地点不固定，但家乡是固定的，这样就有一个可持续的观察机会。“平时我们下乡调研是从研究者和观察者的角度出发，总是对各种现象保持好奇，而一到家乡熟悉的环境就觉得很多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我们每个同学在春节回家时都能观察一下自己的家乡，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一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出于以上想法，贺雪峰从2013年春节开始给他的学生们布置“回乡记”。
2013年的回乡记只有数十篇文章，开学返校后，中心又专门组织学生召开研讨会讨论心得感想，学生们纷纷表示，以社会学思维和旁观者视角看以前回乡没注意到的现象，就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大家一讨论，比我们平时到其他地方调研所获得的收获更加丰富，那一次回乡记的写作和反馈过程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角。”就这样，“回乡记”成了贺雪峰研究团队成员每年回乡的必修课。
雷望红和张雪霖是从2013年开始连续写作“回乡记”的。在她们看来，“回乡记”的写作相当于经典训练和经验训练之后的能力展现。“贺老师希望我们保持对经验的敏感。很多人虽然在家乡生活过很长时间，但对家乡并不了解。我们大多数都是学社会学出身，贺老师希望我们用社会学思维而不是感性思维去思考村庄，他希望我们更理性地看待村庄中的现象。”
贺雪峰对学生说：“我们从事中国乡村研究，大多数同学也来自乡村，我们能不能以一个长时段的视角观察自己的家乡？中国社会发展非常快，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观察自己的家乡十年二十年的话，就形成了对自己家乡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持续跟踪和观察。”
这种纵向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在一两年内看不出很大变化，但如果以长时段视角去看，十年、二十年坚持记录就会发现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它对于增加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认识的厚度非常有好处，也是对我们平常下乡调研非常重要的补充。”贺雪峰说，从这个层面讲，“回乡记”的写作是一种学术训练和学生培养的方法，“训练同学的观察力，形成截面观察和持续观察的结合，从而提高学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
逾千篇“回乡记”透视到什么
7年间，随着贺雪峰的学生毕业到全国各地高校任教，写作“回乡记”的学术训练方式被带到了很多大学的社会学科当中，也有更多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加入到“回乡记”的写作中来。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改变：一是调研地域不断拓展，除了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乡村都在“回乡记”中留下了印记；二是“回乡记”的体量逐渐变大，从第一年的数十篇，逐渐增长到如今的一年数百篇。这也为更全面地观察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提供了基础。
纵览七年间的逾千篇“回乡记”，其中大多数观察视角定格在乡村文化的凋敝和乡村家庭关系等内生秩序的失落上。
雷望红的家乡在湖北荆州的江汉平原，由于政府多年的持续投入，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这些年还是有一些现象触痛了我。”
2018年春节回乡前，雷望红得知同村的文二爷喝农药自杀。文二爷那年69岁，是一位老兵。两女一儿均已成家立业，平时对他也都十分孝顺。“可以说，文二爷经济上是较为富足的，完全不缺钱。”但自从老伴7年前去世，由于儿子、儿媳要在外打工维持家计，老人要自己独立面对生活，既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孙儿的饮食起居，生活的一切需要重新开始学习。由于不善于打理生活，加上思念老伴，他内心十分痛苦孤独，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人交流。直到2018年春节前，也许是难以承受孤独，文二爷最终选择自杀。
就在雷望红以此事为素材写作2018年“回乡记”的正月初七，邻居熊大爷也喝药自杀了。短短一个月间的两起老人自杀事件，引发了雷望红关于乡村老年人养老状况的一些思考，“物质条件的改善，能够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但他们空虚的精神世界却成了压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乡村老人而言，经济问题是其次的问题，精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需求。在雷望红看来，乡村老人的消费水平低，依靠务农、养老金、子女孝心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客观来讲，子代有子代的任务，不能时刻在老人身边照料，也无法顾全老人的情绪。因此，如何安排闲暇时光，解决他们在病痛时期的心理障碍更为重要。
“说到底，这是文化层面的问题。”雷望红说。
窥一斑而知全豹。近些年来，全国各地乡村都出现了红白喜事上的不雅表演、村民之间的赌博、青少年中的吸毒现象。“乡村本身的文化自主能力在丧失。”这是贺雪峰从多年“回乡记”之“怪现象”中看到的本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乡村中的内生秩序也正在被打破。诸如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不但没有得到改观，一些由于乡村家庭关系秩序失落而导致的新问题又出现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天价彩礼”。
“在‘回乡记’中，很多同学写到彩礼越涨越高。”在贺雪峰看来，人口流动给传统社会乡村家庭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引发一系列家庭关系问题。“原来村庄内部有自己的通婚圈，在传统通婚圈内部婚配时，虽然也可能出现男多女少的问题，但只有少数身体残疾、家庭条件特别差的人才娶不到老婆，现在乡村的传统通婚圈被冲破了，随着人口流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婚姻的竞争变得激烈。”
“天价彩礼”背后隐含着人口流动带来的男女通婚圈边界扩大的逻辑，实实在在造成了乡村社会严重的代际剥削。“如今在乡村，能不能娶到媳妇取决于能否获得娶媳妇的基本条件，比如买房、买车、出彩礼，这靠年轻人自己多半是不行的，所以父母就拼命提前为子女积攒，为他们置办这一切，更有甚者，在乡村中出现了年轻夫妻对老年父母非常深刻的剥夺。”
这种剥夺可能残酷到何种程度？贺雪峰举例说，比如买房、买车和彩礼要50万元，父母只能拿出30万元，剩下的20万元由父母去借，而这份借款要由父母剩余的劳动力去还，或者正因为父母没有那么老，还可以劳动，所以才可能借来钱，“就为了子女可以成家”。
“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家庭伦理都产生了很大破坏，但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乡村是比较普遍的。”贺雪峰提示道，今时不同往日，今天的村庄边界已经开放，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乡村很难再产生内生秩序。这使得解决乡村治理、文化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成为一种挑战。
“知”，然后“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系统阐释。需要明确的是，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是村民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出台的乡村振兴政策更倾向于农业产业振兴。”但这在张雪霖看来，具体实施困难重重。“在当前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农村单纯靠农业产业其实很难实现致富，个别村庄或有特殊自然资源的村庄可能可以实现，但对于整体的乡村而言，靠发展农业产业进行致富还是比较困难，毕竟目前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0%。”
乡村产业振兴不是唯一道路，那乡村振兴还有什么其他途径和方式呢？中心的老师和同学们经过多年“回乡记”的观察和写作达成一个共识，即乡村的风貌和文化建设。
还是以乡村留守老人为例，一些地区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过有益尝试，比如江浙等地农村早在多年前就全面推广了老年人协会，贺雪峰在湖北沙洋、洪湖也尝试建立老协，这些措施对于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改善效果非常明显。
在打工经济兴起以前，村庄中的传统礼仪、习俗等都保留得比较完整，再加上务农机械化还没有时兴，农民的闲暇时间较少。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民的闲暇增多了，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相应增多，但村庄中却少有文化性娱乐活动，这种需求和供给的严重不匹配，给不健康的、单纯寻求感官刺激的不良文化留下了侵蚀村民精神生活的口子。
贺雪峰推广的老年人协会为乡村老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娱乐的场所，老人们可以看电视、打牌、聊天、打球、跳舞、打腰鼓等，老协成为村庄中最热闹的场所，甚至吸纳了中青年人的参与。
“当村庄中有一块属于老年人的天地时，能够使得他们寻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在集体互动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快乐。”雷望红说，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而言，当前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是拯救村民的精神世界，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娱乐，增加他们生活的意义感，降低他们生活的虚无感。这不仅对于老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乡村社会的维续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张雪霖表示，在进行乡村风貌和文化建设时，还要注意供给和需求的匹配与嫁接问题。“很多政府也在搞文化下乡，比如在村委会开设图书馆、放电影等等，这跟村民本身的文化需求还是有错位。”根据张雪霖的观察，很多村委会的图书馆完全照搬城市居委会的图书室，“把物质的基础设施建设好了，但这跟农民的需求差距很大，利用率很低，很多图书室根本没人去”。如果文化建设嫁接得不好，最终可能成为摆设，并不能起到帮助农村振兴文化的作用。
政府在乡村进行的文化振兴和建设说到底还是外源性的，要想真正让资源对接到千家万户的村民，乡村基层组织才是重要载体。“所以我们一直比较强调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全国乡村是有区域差异的，每家每户村民的需求可能也不一样，但村干部与村民有共同的文化和地方性共识背景，如果他们比较负责任或治理能力比较强，就可以把村庄中的文艺骨干发动和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张雪霖强调，光靠外力不停输入资源，村民是被动的，可能只是享受服务，但乡村的精神风貌或文化建设，村民本身既是服务者也是被服务者，所以也要激活他们的主体性，“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
一个社会学者的新农村愿景
虽然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社会原有秩序的失落，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但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城乡之间的流动不可逆转。“农民肯定是要进城的，因为城市有机会。”贺雪峰分析到，鉴于目前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大约8％，真正的发展机会在城市。“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农村保持相对稳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城乡之间绝对意义上的同步发展很难实现。”
因此，在贺雪峰看来，看待乡村未来的命运要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从现在到2035年前后，“这个时期乡村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大量进城寻找机会，但农民进城之后能否在城市安居，能否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还不一定，万一进城农民在城市待不下去，他还可以回到乡村。所以我们要保留乡村的‘稳定器’功能”。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城乡结构看，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减少126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
“到2050年，我国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时，我国城市化率的中位数就有可能达到70%~80%。彼时，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农民再进城就会有更多的获利机会，万一农民进城失败，国家的财政能力也可以给进城农民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当不需要保留乡村的‘稳定器’功能时，乡村向市民开放，市民到乡村去寻找和山水结合起来的生活空间就有可能。”贺雪峰预言，那时的城乡流动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互动”。
张雪霖的愿景是，那时的乡村生活可以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像现在这么失衡，乡村也不再是落后、需要救济的代名词。在这种前提下，市民和村民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可以留在农村成为职业农民，也可以进入城市生活。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仅仅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
贺雪峰相信，乡村最终会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真正被振兴起来的新农村。“期待‘回乡记’可以一直做下去，那我们就可以从最微观的每个个体的感受上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